业界人士普遍认为，长期以来，狮岭皮具产业链比较重视的是工业生产，研发能力、技术创新的资源和水平不足，制约了狮岭皮具产业的发展。
　　“产业环境差，工人波动性大。狮岭皮具产业还处在产业链的低端，要谈技术、创新，简直是‘一口闷’。”一位常年在狮岭箱包厂做设计如今自己创业开工作室的老板直言。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外需疲软、成本高涨、汇率上升的三座大山压力下，许多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他们坦言，正在经受着一场严冬的考验，“我们在思考如何活着的同时，产业的危机也在倒逼着企业转型升级”。
        辉煌的数据 一半的箱包出自狮岭
　　“市面上每两个箱包，就有一个出自花都狮岭”，行业内外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目前，花都拥有皮革皮具生产性企业8000多家，经营性商户18000多家，从业人员30多万，年产皮具7亿多件，年产值超过200亿元；产品70%出口，占据全国箱包市场55%以上份额，占欧美大众流行箱包市场70%以上份额。
　　狮岭，因包而驰名，被誉为“中国皮具之都”。2006年，狮岭镇皮革皮具产业集群被列入首批“广东省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
　　“从最初的皮具手工作坊，到前店后厂，到形成产业集聚地。狮岭皮革皮具产业的发展历程是中国皮革皮具产业的一个缩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所高级经济师叶嘉国评价。
　　30年前，狮岭义山村的农民洗脚上田，在家门口发展手工制袋，然后徒步到军田火车站去卖，一代代的人传承并扩散开来，形成今天的“全民皆皮”。随着狮岭皮具产业的逐渐壮大，人们怀着致富的梦想陆续来到这里，现在又抱着强烈的求生欲望在此奋力挣扎。至于转型之路在何方，却都没有答案。
      艰难的皮具厂 订单锐减30％
　　“生意不好做，订单比去年同期减少1/3”，1991年来狮岭创办登喜·米兰皮具有限公司的曾庆喜透露。刚来狮岭时，他的皮具公司还只是一个贸易加工厂。几年后，曾庆喜赶上狮岭皮具发展的黄金时期，随之，企业也做得风生水起，皮具箱包销往欧美各个国家，他也因此赶上了皮具的“高利润”年代。后来，遇上2008年金融危机，他一转念，把营销渠道转战到国内，主抓国内市场，登喜·米兰品牌旗舰店也开遍国内的一、二线城市，最辉煌的时候，在广州太古汇进驻。
　　今年，他撤掉了太古汇的店，“如果有机会，我都不想再做皮具，总感觉有心无力。”他叹息着告诉记者。记者想起，前三年采访他时，他的公司正好在策划一场大型的模特赛事，在华南皮具圈成为佳谈。
　　一直见证着狮岭皮具的发展，97年来狮岭打工，从杂工做起的曾文明，于2004年成立了奥中特皮具箱包有限公司。近两年，他的皮具产业经历了一场“微笑曲线”。去年，转型试水电商，结果亏掉20多万。今年，他再也不敢在电商里下注。他想提价销售，结果发现没有品牌效应，根本就卖不动。即便价格降回来，他还是未能保持去年的增长，订单狂跌40％。他说，“经营好的时候没动力转型，现在是没能力转型，也不知道怎么转型，完全处在迷失的路口”。
　　曾文明毫不避讳，“08年以前，销售一天的包净利润就达到10来万，现在，我一月的销售总额才10来万，利润不到6％。最辉煌的时候，工厂有200多人，如今，才30多人”。走进他振兴村的公司，有种“劫后重生”之感。与其说是公司，还不如说是一个中小型的加工厂，只是，他的品牌有一个名字叫“奈菲尔”。其实，像奥中特一样的工厂，狮岭还有数千家。
　　记者在信宝皮具有限公司了解到，自今年上半年以来，信宝皮具已缩减两条生产线。总经理黄伙明告诉记者，“今年，行情的确差了很多，人民币汇率升高，用美金结算的订单都不敢接，来自海外的订单少了3成，前几年的‘好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他连声叹气，“不敢贸然转型”，后来，他把资金都注入了房地产兴业。他声称，“这是保守的投资”。
　　“企业发展过快，内部管理跟不上，工人留不住是我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曾经，工人觉得进登喜·米兰皮具企业是一种骄傲，如今,“这边刚招到新人，那边的老员工却开始辞职”。07年，一个员工不到1000千元，今年，一个生手都要2000多元。“6年，薪酬翻了3倍，但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不满足。”曾庆喜不无担忧。
　　曾文明说：“现在的工人，不像我们那个年代，要吃得好，玩得好，还要自由。有时，还要老板哄着做事，一旦不顺心，立马走人；哪里工资高，哪里自由，就往哪里走。有的人压根不进厂，就宁愿打日工。特别是年底，工厂订单增多，就出现了大量的临工，年前捞一笔是临工普遍的思想”。
      临时工的兴起 一天最高可赚200~300元
　　“老板要招人么？”在狮岭的阳光路6号，每天都有大批临时工在这等今天的雇主。负责临工市场秩序的保安说，“每天的8：00—9：30是人最拥挤的时候，高峰期时，一度达到上万人左右”。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有人开着车或骑着电动车停下来，大堆找工作的临时工便蜂拥而上，将老板团团围住，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如果觉得价格合适，揾工的临工就坐上车飞驰而去，开始了新一天的奔波劳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下一任雇主在哪，更不知道明天会在什么地方，他们唯一确定的是，明天还会到这里来“抢工作”。而与此同时，很多企业主，也为招工的问题发愁，一些企业主表示，想多招几个长期工比登天还难，如果订单一多就更加做不过来了，只能找临时工顶替。
　　来自广西的黄钢凡，2年前来狮岭，从事高车。由于朋友劝告，许多的工厂欠薪，老板常常跑路，于是，他一直都没有进过正规的厂，“临工日结，一天最多可拿到300元”。
　　谭志华06年来狮岭，那时，他才16岁，老家的朋友把他带来进了熟人的厂。后来，一度遭遇黑厂，拿不到辛苦钱，因此，睡过公园。7年了，他说，“对那时的经历感到恐惧”。如今，他23岁，未婚，就更不想进厂了，“临工多自由啊，工资又高”。
　　今年46岁的许兴甫，来广州3年、狮岭4年，一直从事皮具行业，曾做到厂长助理。可是，随着工厂的倒闭，他辉煌的职业高度也结束。后来，5年里，辗转到过30多家工厂，呆过一家最长时间半年的。“这期间，碰到过欠薪、倒闭、也碰到过裁员”。因此，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做临工。后来，老婆跟着一起来了狮岭，也做临工。“12月份以来，我工作五天，已经休息了4天”，他说，“找不找得到临工做，还要靠运气”。
      转型之路 “转型是找死，不转型是等死”
　　作为人力密集的传统制造业，皮具企业昔日的核心竞争优势正是国内的人口红利。然而，狮岭早年间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近年来逐渐式微，这一点早已成为业界共识。
　　“生意不好做了”，在采访的过程中，这句话常常出自那些企业主之口。困境中，是抱残守缺，等待“好日子”再临；还是如履薄冰，踏上危险的转型之路？
　　大多数企业，其实，并不愿意等死。圣伽希皮具有限公司董事长、狮岭皮具创意精英协会副会长陈希清认为，“狮岭的皮具企业已经到了转型升级的‘拐点’，目前，我们比较一致的出路就在于尽早走ODM（品牌原始设计制造商），加强电子商务，打造自主品牌的三条道路。”
　　中杰皮具有限公司，是记者前三年在狮岭时，最早接触的一家企业。老板是一个挈诚的基督教徒，曾在狮岭首设皮具精益生产线，并一度在他的公司兴起“弟子规”典籍，后来，还刮遍狮岭，企业文化可谓是皮具业中的典范。可是，由于一度扩大生产线，造成库存压力、资金链断裂，今年，终究没有逃过倒闭的命运。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杨建梅教授表示，“在大的经济环境疲软，外贸乏力，以制造为主的狮岭皮具企业必须走转型之路，提高产品创新意识，打造自主品牌。但是，这种转型需平稳，慢慢渡过，根据公司的资金和规模，准确定位产品，确定转型方向”。
　　广州红谷皮具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业明告诉记者，“从2003年开始创业，红谷从过去的30人到今天的600多人，创立皮具品牌3个，建立下沉式的营销渠道，拓展到丽江等二线城市，并且在繁华的商业街上，一条街开2到3家店，如今，年产销上亿”。因此，创造了业内所谓的“十年红谷速度”。“今年，我们正在着手产业园的建设，引进世界一线品牌，做到品牌聚集”。
　　陈希清认为，工厂必须转型为公司，并且要定位好自己的产品建设，要做到不仅卖产品，还要卖服务。他表示，“未来五年内，好的会越来越好，差的会越来越差，甚至淘汰。再不转型，就是等死”。
　　今年，陈希清建立了狮岭第一家包帮主材料超市，实现了一站式采购，并触电阿里巴巴，取得成功。邓业明，则建立了自己的电商网络，由各地经销商跟当地的物流公司合作，红谷和经销商一起分蛋糕。

     文化皮具 建立中国第一家皮具箱包博物馆
　　如今的阳光6号，已俨然成为狮岭的标志性建筑，政企联合建立的“中国皮具产业文化创意园”。在文化园，记者了解到，中国皮具文化创意园就是一个以皮包为主题的公园，园内设置了中国第一家皮具箱包博物馆。
　　在这里，市民可以欣赏到从清朝到现代的各种皮具箱包以及一些来自全球各国别具特色的皮包，了解皮具箱包演变的历史过程。此外，园区还设置了“DIY体验区”，市民可以当一回设计师，亲手制作和设计时下最流行的名牌皮包。
　　此外，文化园一改其他平台单一的渠道资源限制，通过构建“文化园超级体验店+社区体验店+‘聚包包’网店的复合模式实现全渠道共通，打造独具特色的O20模式。
　　而事实上，阳光6号曾是狮岭镇旗帜企业“斐高皮具”的大本营，如今，这里，只剩下一个样板车间和少量的研发人员，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总部和营销都已搬去清远。
　　中国皮具产业文化创意园执行董事、才聚文化集团董事长熊金红说，“政府现在合理地利用土地配置，精心打造中国首家皮具文化主题公园、皮具箱包人才培训基地、时尚发布中心、品牌孵化中心、转型升级示范园区等八大功能为一体的高端综合性服务平台，并首次整合狮岭乃至中国皮具箱包行业的资源，大规模试水电商‘聚包包’”。
　　中国皮革人才网总经理刘森才曾表示，自2001年初起，越来越多企业开始试水电子商务，特别是狮岭镇的企业。但时至今日，能真正在电商领域实现盈利的企业却少之又少。昔日，名噪一时的麦包包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麦包包的败北，是否又能成就“聚包包”呢？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显然，狮岭的转型升级之路漫漫。
      专家观点：“走高端制造业之路，创意产品卖崩头”
　　业界人士看来，2008年的危机，只能算是一场急病，来得快，去也快，真正令企业难受的是外需乏力、内需不畅的现在，以及看不清的未来。而这一次，是一场慢性病，需做长期的艰苦斗争。
　　广州市社科院高级研究院彭澎认为，“外贸低迷已非一时，估计短期内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困境很难摆脱，企业必须进行产品创新，向高端制造业迈进，市场活力才会拉动”，彭澎表示，那种上个星期国外出货，下个星期国内就山寨一款，已不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只有加入独有的元素，卖创意才能卖风头”。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王世成认为，构建区域品牌是经济发展的内生需求，也是中国皮具之都箱包产业从大镇向强镇转变的必然要求，是规模经济向价值经济的转变，“狮岭皮具的转型一定要在科技、品牌、可持续发展、人才等方面全面突破”。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顾问、中国皮革协会名誉会长徐永在10月份的中国箱包业商业模式创新高峰论坛上讲到，“中国箱包产业集中度不高，品牌影响力弱，人均产值低，劳动力成本高，产能过剩，始终处于低端市场的现实行情，这种严峻现实倒逼我们必须加快产业调整的步伐，真正实现由数量向质量的提升，由加工向品牌的转型，不断创新管理模式，形成以骨干企业带动，品牌战略驱动，产业互动的良好格局”，谈到狮岭皮具业的发展，徐永则表示，“皮具企业主一定要看到新消费势力的崛起，并细分市场，做好产品定位，设计师则一定要有国际化的视野”。　　　
      记者手记：回不去的村庄留在城市的彷徨
　　12日清晨7点，杨英华像往常一样从床上坐起来。天花板上悬挂的衣服，正好从她头上划过。三盒胃药和一个开水瓶寂寞地躺在简陋的木桌上，陪伴她们的是一个普通的女挎包。这是杨英华8平米卧室的全部财产。
　　昨天下午，在阳光路6号，我结识了她，并很快与她闲聊起来。她告诉我，她来自四川达州的一个山村，来狮岭四年了，已经习惯了这里。只是，老板的苛刻和吼叫，让她难过，她觉得没有尊严。
　　09年，她和嫂子一起南下。嫂子创业，在现在她租房子不远的那条街上开了一个加工厂。可惜，加工厂命运不济，不到一年，就债务缠身，外债又收不进来。2010年春节回家后，她的嫂子再也没踏进这片土地。第二年，她把她的弟媳带出来，在城市的边缘架起她们的锅盆。前一阵子，弟媳妇有事回家，她又开始了一个人的“城市”生活。
　　四年了，她换了十几家工厂，具体的数字，她自己都记不清了。前一个临工老板吼她时，她把包甩了，立马就走。后来，还是去捡回来了。
　　我一路尾随着她，跨过马路、绕过烧烤摊，穿过两条小巷，拐过一间小卖部，到了城中村的一栋出租屋。杨英华住在6楼，爬楼时，我看到她瘦小的身体，在一喘一歇中，弓起了背。
　　到租住的房门口，我记住房号，匆匆地下楼买了一袋面包，递给了她。夜里，她和我聊她的梦想，我尤记得她跟我说起她的孩子，满眼放光。尤其是她最大的女儿，今年读高二，学习成绩好，懂事又照顾弟妹，令她欣慰不已。我回应她，你的女儿一定会有出息的，一定能考上满意的大学。她顿时，兴奋得像个孩子，身体在床上也舒展开来了。
　　她的丈夫，一个40岁的中年男人，常年在深圳的工地上打工。杨英华曾经去汇合过她，但终因性格不合，还是离开了。终究，她们还是处在两个城市，两个小时的车程，一年中，隔了山也隔了水。
　　她说，“她回不去了，在老家，我不知道我能干什么，能到哪里去挣钱。三个孩子等着钱读书，她的胃病也需要钱，丈夫又不能供养一家人。在这里，挣点算点，好歹熬过小孩读大学”。
　　睡梦中，她坚定地告诉我，“我的女儿将来创业当老板了，我一定要她善良地对待那些工人”。整个夜里，她跟我念叨了许多遍，直至进入梦乡。
　　我再次凝视着她的背影，她在狭窄的过道里煮着面条，背影有点像妈妈。我听到了自己眼泪掉在手掌的声音。
　　匆匆地吃完面条，她又赶去了阳光路6号。今天，祈愿阳光能照进她的心里。